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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臭碑前的沉思

第一章 许良安与“遗臭碑”

“气骨云根,至性存存;南天砥柱,持重无言”,这是1942年,云南省财政厅长陆崇仁在石林岩壁上的题刻。当时,中国远征军十万人齐集云南,将沿滇缅公路进入缅甸对日作战,抵御日军对滇西的进攻。路南县城的魁阁周围也搭起了援战的美军帐篷。(注:路南县于1998年更名为石林县)

时任财政厅长的陆崇仁,正忙于在全省征收赋税以供军需,因此也顺便游览了因省长龙云的青睐与开发而声名渐震的石林。连年的抗战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那一年的赋税,全省为四百万公石谷物,占农民年收入的一大半。正如陆崇仁感叹的那样:“担负奇重为前古之所未闻”!

面对素有“天下第一奇观”之称的石林,面对那些矗立苍穹、沉默凝重的剑峰石丛,陆崇仁心有所动。“气骨云根,至性存存”,“南天砥柱,持重无言”,这样的题字,与其说是在判定石林风景的特质,不如说是对民众恻隐之心的流露、对勤劳质朴的石林劳苦大众的由衷赞美。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陪同陆崇仁游览石林的是云大附中校长杨春洲和路南县长罗人吉。

抗战初期,为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云大附中于1938年9月从昆明疏散到路南,在文庙和原来的路南中学合署办学。积极的、奋发的、民主的、自觉的、社会的、现实的“附中精神”,也随着云大附中的到来和附中师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石林人民,使原本封闭的社会风气逐渐开化,民主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在此期间,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杨春洲等大批进步人士纷纷来到石林各地进行社会调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发表进步演讲,并搜集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彝族文化遗产。

就在云大附中迁回昆明之前,也就是1943年的元旦,云大附中和路中的师生一起,用悲壮低沉、慷慨激昂的歌声,在云南第一次唱响了从延安传来的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此后不久,云大附中迁回昆明,民主进步的思想和革命的火种,却留在了路中,留在了石林人民的心里。

和云大附中一起离开的,还有那个成立了石林公园建设委员会,并拟定了《石林公园初步建设计划》的县长罗人吉。

接替罗人吉担任县长的,正是墨江人许良安。1943年4月,国民党党棍、军统特务,担任过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靖卫旅政治部主任的许良安弃武从政,兴冲冲地踏上了石林的土地。

那时的石林,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可以想象,许良安是何等的春风得意。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将成为忠实地记述了他在石林所作所为的某块石头的主人。许良安,这个隐含了多少美好愿望与期盼的名字,从此和这块沉默了千万年的石头联系在一起,并遗臭千古。

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之后的许良安,并没有表现出要把前任制定的《石林公园初步建设计划》接着实施下去的兴致。

他只用了两把火,就引发了石林民众的义愤和满腔怒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更像一个胆大妄为的玩火者,并且再次成功地应验了那句“玩火者自焚”的古训。

许良安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大肆搜敛钱财,极尽损公肥私之能事。他弃民族大义于不顾,鲸吞抗战田赋,巧立名目违征酒税,甚至以下乡巡查为名,向全县十三乡征收旅费,而民众稍有反抗,即用手中的武装警察予以镇压。

1943年是一个久旱无雨的年份,离县城仅五里的大乐台旧和东海子两村民众因干旱无法插秧,不得已将普家坝加高用以蓄水。5月13日,许良安到普家坝“踏勘”,“不问情由,立命挖坝五尺”,于是与群众发生纠纷。次日,许良安派政警抓走了八名群众,“经多方邀恳,保释四人”,另外四人则“受酷刑拷打,加镣”,求乞之下,许县长厚颜无耻地“索贿五万元方准保释”,交钱后却又“出尔反尔”地拒不放人。

当时人民群众对他到十三乡镇的贪赃枉法编了十三首民谣和顺口溜,如大村镇云:“大村、大村,百草不生,狗瘦勒油,户户推哼”;板桥镇云:“板桥、板桥,二十里之遥,刮尽地皮,鬼哭狼嚎”。

不到半年时间,许良安就以贪污、乱收费、乱罚款等手段将“国币”150余万元装进自己的腰包。这个数目,约为当时县财政收入的一半。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云南的物价是猪肉每市斤约85元、猪油每市斤100元、牛肉每市斤50元。这就是说,许良安贪污之数可买猪肉一万七千六百余市斤,或猪油一万五千市斤,或牛肉三万斤。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大学教授也面有菜色。许良安的巧取豪夺,无疑加重了石林人民的灾难。

许良安的第二把火是打击民主进步力量。1943年11月23日,许良安率政警闯入路中,撕毁学生墙报,抄查爱国书刊,抓捕进步教师刘桂武、张孝昌(共产党员),妄图一举推倒这座民主堡垒。

看着心爱的老师被抓走,路中的师生被激怒了。他们结队尾随许良安,索要被抓教师。师生们一路走一路喊:“路南县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贪官许良安”。一路上歌声、口号声响彻夜空,震动了整个县城。群众闻讯赶来声援,人数瞬时增至近千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见势不妙,偷偷溜走了。

许良安置群众呼声于不顾,将教师抓进县衙后,在县衙门口加岗加哨,派兵把守,并指使政警队长许恒安打伤学生11人。学生和群众被许的野蛮行动激怒了,拼死冲进县衙门,夺下许恒安手中武器,并痛殴许恒安。

许良安见势不妙,借着夜色偷偷躲进防空洞。随后被群众揪出,并从其宿舍内查到了他的鸦片烟具和赌具。当夜,学生和上千群众在县府内举行公审大会,控诉许良安纵容烟赌、贪赃枉法、贩卖壮丁、摧残教师,破坏教育等罪行。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但整个县城都沸腾了。

此后,在路中校长杨一波的主持下,及时往四乡宣传和赴昆明控告,使抗暴风潮迅速席卷全县,震惊省垣。伪省政府被迫于12月下令撤换了路南县长。许良安开始坐立不安了。他两次潜逃,均未得逞,后在深夜化装出逃,群众分两路追赶,许良安如丧家之犬,终于侥幸出城遁去。

风光而来,狼狈而去。当年的几幅联语记录下了他深夜出逃时的丑态:三支脚本领非凡,倘曹孟德能遇此人,潼关一役,何用割须弃袍;两条腿功夫出众,使孟尝君得豢彼辈,函谷三更,焉用狗盗鸡鸣。

另一幅则更为辛辣:方其未逃,耀武扬威,县长而俨同省长;及其将遁,销声匿迹,大人竟变成小人。横批嵌进了许良安的姓名:许多劣迹,良心何安。

一个横征暴敛、在民族危亡时刻明目张胆大肆侵吞抗战田赋的贪官,竟然只是免职了事?又怎能任他一跑了之?

1944年1月10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块遗臭碑,“贪官许良安遗臭碑”立起来了。这块碑高1.71米,宽73厘米,青石质,碑文楷书,计18行,631字,署名为“路南县各机关暨全县民众”立,由石林名儒李权之先生撰文。

这就是后来被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称赞为“路南小‘五?四'运动”的“倒许运动”。闻先生高度评价说:这是“值得赞扬的不朽业绩”,它得到的结果是“大长群众志气,大灭反动贪官威风”,“为路南这一名胜之区增了光”。

敢于群起而攻之,敢于对贪腐说“不”,并为贪官立下遗臭碑,这是石林人民大义凛然的壮举,也是石林人民永久的骄傲。

至今还伫立在县文化馆武庙后墙上的许良安遗臭碑,一直在默默诉说着许良安任路南县长时贪赃枉法的种种劣迹。石头是不会说话的,是持重无言的,但石头一但刻上文字,即使历经千年的风雨,也不能将他抹去。

第二章 “遗臭碑”与《甲申三百年祭》

反腐倡廉,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随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翦伯赞语)。

当我们穿越尘封的岁月,去翻阅一册册史书,总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里,看到那些灰尘一样漂浮着的贪官的身影。

“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是何等希罕!历代对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是如何的多!”(王亚南语)

值得一提的是,石林的历史上也不乏好官。清朝的路南知州会里和陈先溶,他们在为政期间,清廉自守,造福人民,政绩卓著。离任后路南人民给他们建立下“会公祠”和“陈公去思碑”,世世代代享受着人们的敬仰。

既然清廉者是值得表彰的,贪腐者就理应遗臭千古。

1944年,不堪剥削压迫、忍无可忍的石林人民为贪官立下遗臭碑,从此在人格上给所有的贪官打下了耻辱的烙印,成为反腐倡廉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大壮举。

“古无有为贪官立碑者,有之,自路南始”,“去不有迹,何以惩前,臭既永遗,允堪毙后”,“若不为之刊碑勒石使垂永久,何以抒众愤而戒后人也”,以史为鉴,警示后人,这当中包含了石林人民的良苦用心。

看着遗臭碑,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

1944年,是中国人民抗战的第七年,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如果说,石林人民成功地驱逐了侵吞抗战田赋、巧取豪夺的贪官许良安,只是那个民主运动高涨年代里的一个小小插曲,另外一件影响更为深远的大事,却不能不提。

这一年的3月19日,就在石林人民立下遗臭碑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针对专制与腐败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把这两起看似巧合却又远隔千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而且都审视着同一个难题:腐败。

《剑桥中国民国史》下卷中有这样一段话:“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许良安,正好是这类腐败官员的典型。

事实上,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于现实,意在以明末腐败的历史,讥讽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石林人民以为贪官树碑立传的方式惩前毙后、警示后人,郭沫若先生以敏锐的思维透析历史、喻古讽今。一个是反腐倡廉的群众实践,一个是反腐倡廉的理性批判;一个在石头上深凿细刻,一个在报刊上激扬文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者的用意,竟然不谋而合,而且前后只相隔短短两个月。唯一不同的是,遗臭碑只有一块,发表在报纸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却有了无限传播的可能,成为射向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型炮弹”。

就是这篇文章,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共产党人。

循着历史的足迹,也许,我们更有必要回到63年前,看看郭沫若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甲申三百年祭》开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

1644年农历3月19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景山,明王朝从此覆灭。但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只在北京存活了40天,便功败垂成,留下千古遗恨,令后人每每痛心疾首。

在文章中,郭沫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王朝的统治极端专制和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是“纵贪横于京几”,注定了吏治败坏到极点的明王朝的最终灭亡。

同时,郭沫若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沉痛地指出,李自成把明室的专制和腐败接受过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建立大顺王朝的李自成因骄傲而沾沾自喜,因骄傲而奢靡腐败,因骄傲而拒绝监督,“骄兵必败”,一支原本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正义廉洁之师终落得个颓败覆亡的可悲下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郭沫若的文章之前,还用大字排上了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

第三章 《甲申三百年祭》与“两个务必”

历史是不应该割断的,也是无法割断的。

“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法国“新史学”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语)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尽管治吏和惩贪始终贯穿于全过程,但是,官吏的腐败却屡禁不止。封建王朝的更迭交替,始终摆脱不了由廉转贪和治贪而又亡于贪的历史轮回。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也在审视着我们。

追循历史发展的脚步,从默默无语的遗臭碑起程出发,我们似乎已走出了很远。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伴随着中华民族的风雨苍桑,我们领略了往昔的创伤和迷茫,但还没有真正看到希望。

当我们悄悄地穿越1944年国民党盘踞的重庆,将探索的脚步迈向革命圣地延安,仿佛从一条幽深曲折的小径,终于来到了前景光明的开阔地。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在重庆遭到了国民党的强烈围攻,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却从这篇文章引出了更多的思索。

非常善于从中国历史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一直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这段历史极为重视。早在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专门读了一本关于李自成起义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

因此,当毛泽东读到郭沫若这篇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章后,显得格外兴奋,并给予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必须承认,这是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共鸣,更是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

1944年4月12日,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号召全党都要读,并强调:“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

事实上,毛泽东甚至已将睿智的目光从李自成的大顺王朝转移到了清朝末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善于并且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并且敢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远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毛泽东就在考虑如何防止党的腐败问题,这是何等的深谋远虑!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尖锐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能退回来。”毛泽东信心十足地上了汽车,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第四章 常怀“考试”之心

进京赶考、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梦想。古代那些满腹经伦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赴京殿试,由此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旅程。

然而,“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由此走上了腐败的道路——包括后来的许良安,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上遗臭碑的。

“进京赶考”,毛泽东以东方式的政治智慧和独特话语,给中国共产党的上台执政作出了一个通俗形象、意味深长的比喻,使“赶考”具有了特殊的含义。

“决不当李自成”,“考个好成绩”,很显然,如何通过这场特殊的考试,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显示出了一代伟人的豪迈和自信。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第二年,毛泽东在与教育家黄炎培谈到如何突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种千百年都跳不出的国家生命周期怪圈时自信地说,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伟大而崭新的时代。

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没有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而是以史为鉴,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居于这样的认识,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戒骄、戒奢的具体规定,领导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止胜利后骄傲和腐化的问题,所以在建国初期保持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

“考试”仍在继续,这是一个曲折、反复而又漫长的过程。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在新的考验面前,一定要“考试合格”,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赋予制度的约束、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的保障。

他还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参观西柏坡,题词要求:“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1年,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形势,江泽民在中纪委七次全会讲话中,再次重申要重温《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党全军“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坚决抵制“酒绿灯红”的消极影响,拒腐蚀、永不沾。

2002年,已是我党“进京赶考”53年,12月7日,当选不到一个月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率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胡锦涛一进西柏坡便风趣地说: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来“上学”。“上学”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赶考”。

在西柏坡,胡锦涛总书记重温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艰苦奋斗的重要论述,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庄严使命,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他说:“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党的一代代领导人,是何等慎重地对待“进京赶考”这一神圣的历史命题啊。

征途路漫漫,“赶考”无止境。我们面对的,是一场要求更高、内容更复杂的特殊“考试”——党和党的领导干部成了“考生”,人民群众和历史则成为共同的“考官”。

面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我们的领导干部越是位高权重,就越要常怀“考试之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牢记党的宗旨,以群众为“考官”来评价我们的工作,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怀“考试”之心,关系着国家、民族和党的前途命运。

第五章 流芳还是遗臭

遗臭碑就像一道历史的大门,打开这道门,我们会发现许多历史的偶然与巧合。

同样在1944年,劣迹斑斑的国民党官员许良安走上了遗臭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的一名普通战士,却作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

他是一名英勇作战的士兵,但不是牺牲在战场上。一个用于烧木炭的窑洞坍塌下来——他把战友推出洞口,自己却被掩埋在厚厚的黄土下。

他牺牲时,年仅29岁。他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就是--张思德。

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从此以后,“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的口号同张思德的名字一起响彻了中华大地,影响和鼓舞了无数人。

“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应该上遗臭碑的,许良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无形的遗臭碑上、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应该刻下他们的名字……

下一个是谁?我们共同的期待是:不要再出现下一个。

遗臭碑,像一本书的封面,历史的书卷一页页翻过去了,反腐倡廉,依然是我们今天不能回避也无法绕开的话题。

“为民、务实、清廉”,廉洁的不一定是好官;但不廉洁的,一定不是好官,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廉洁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做到廉洁奉公,就失去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能力的基础,就失去了提高执政能力的保证,也就无法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甚至还有可能沿着许良安的老路走上遗臭碑……

63年的风雨过去了,石林人民立下的贪官许良安遗臭碑,面容已变得苍老,字迹也变得模糊,它偏安一隅,静静地伫在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它甚至有些害羞。

毕竟,它记录的,是一个贪官极不光彩的往事,是一份打满了“×”的触目惊心的试卷,况且它也没有值得显耀的外表,它一身青黑,面容呆板。从视觉上说,它毫无审美价值。

它不像耸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雄伟、壮观,让人瞻仰、缅怀、凭悼,激发我们的斗志,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和人格力量。

这块贪官遗臭碑,以自身的丑陋和近千公斤的重量,让每一个面对它的人,都产生一种难言的“压力”,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愿意光顾。

但它却沉沉地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流芳还是遗臭”?它一直在尖锐地逼问着我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是居于这样的认识,石林县委历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以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和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以风清气正的干事环境促进石林各项事业的发展。

石林县人民政府从第十二届领导班子开始,每届新当选的县政府领导班子第一件事就是县长带队,全部副职参加,来到遗臭碑前阅读碑文,做到自警自省自励……

石林县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史为鉴,正己身,端己行,明存亡之理,谋发展之策,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检意识,以廉洁树立形象,以团结形成合力,与时俱进,造福于民,用发展的成效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气骨云根,至性存存;南天砥柱,持重无言”,经历了千万年的风雨苍桑,石林的石头依然矗立苍穹、沉默凝重、亘古不变,不同的是,在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勤劳朴实的石林人民,如今已荡漾出了越来越多幸福的欢声笑语……